湖畔派诗人的代表人物（雨果倾注极大热情装饰的两座爱巢）

湖畔派诗人的代表人物（雨果倾注极大热情装饰的两座爱巢）

湖畔派诗人的代表人物（雨果倾注极大热情装饰的两座爱巢）(1)

写下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悲惨世界》《九三年》等名著的法国作家维克多·雨果，可谓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世界文学巨匠之一。然而，人们对于他的了解，或许仅是冰山一角。今天，“维克多·雨果：天才的内心”特展亮相上海明珠美术馆，以巴黎雨果故居博物馆馆藏的逾200件多样雨果创作及相关作品，揭示首次向中国观众较为全面地展现这位“普天之下人类情感的大师”在多元领域的探索。这些展品包含绘画、雕塑、摄影、书籍、书信手稿、室内装饰、日常用品等，其中有很多是第一次在巴黎之外展出。人们将惊叹于隐藏在文豪光环背后、鲜为人知的生动侧面与蓬勃创作，比如，雨果同样是个艺术家，是个装饰艺术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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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个展览筹划了三年。今年恰逢巴黎的雨果故居博物馆闭馆，这才得以将很多藏品甚至是镇馆之宝带到中国。”明珠美术馆执行馆长、此次雨果主题展联合策展人李丹丹说。她坦言展览选在今年上海书展前夕开幕是有意为之，“我们希望美术馆能够面向更多的人，不仅仅吸引艺术爱好者前来，也吸引文学爱好者乃至所有的人们走进展厅，了解雨果，一个我们熟悉的陌生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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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集中呈现的绘画原作，折射出文豪被遮蔽的绘画才能

享誉世界的文豪雨果，原来有着惊世骇俗的绘画才能。艺术大师德拉克罗瓦曾在给雨果的一封信中说：“如果您决心当画家而非作家，成就会高过这个世纪全部艺术家。”雨果的绘画生涯，始于1834年夏季的旅途中，用画笔记录下沿途风景，并在之后逐渐融入想象的成分，进入精神世界的探讨。他这一生创作了3000多幅画作，即便曾一度不得已停止文学创作，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。此次展览特设雨果绘画专区，首次集中呈现他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画作原作，从1834年开启的旅行画、带有签名的标志性风景画，到难得一见的为自己小说《海上劳工》所作插画等，让中国读者直面雨果在不同领域的多样才华与生动侧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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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果的绘画往往尺幅不大，随心所欲，常常被他作为“名片”或“贺卡”赠给亲朋好友，或是加上自己精心修饰过的画框作为家中的装饰。这样的画，显然是超越功利的，用以平和心绪、安顿心灵，就像他所坦言的，“在写两节诗的中间，得以轻松一下”。这些“小画”中迸发的创造性张力，却令人瞠目结舌。比如，雨果的画中有诗，其画作甚至比其诗作更富有无穷的诗意，抒发一切文字难以言尽的情感，并且越到后期，他绘画中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越成熟、越明烈，有的简直像是对未来的预言。又如，雨果把画面当成多种技巧与媒介的实验场。他曾在给诗人波德莱尔的信中写道：“我只是在这些画里混合用上点铅笔、木炭、乌贼墨、煤粉、炭黑，以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混合物，才能大体上表现出我眼中，尤其是我心中的景象。”有艺术评论家认为，雨果这样的创作方式影响了法国现代艺术家让·杜布菲。

雨果的随手画究其内容其实鲜少与其文学创作直接相连，却可被视为他艺术天才彼此相通的两个侧面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互文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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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中国心向往之，不禁亲自动手创作中国风装饰作品

“雨果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，但中国以及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他的人生之中实在太过重要。他和他一生的挚爱朱丽叶都深深沉醉于中国的文化艺术。在给朱丽叶装饰她的房子时，雨果用了非常多的中国元素，包括瓷器、大漆家具等等。他把中国装饰艺术献给了他最爱的人。”李丹丹告诉记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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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览特辟的“装饰家雨果与高城居”板块，揭秘的便是雨果这种浓得化不开的“中国情结”。高城居是雨果1856年用《静思集》的稿费买下的一栋住宅，位于根西岛。1864年，雨果又为朱丽叶在高城居右边的20号买下一幢小楼，取名“高城仙境”。这两处居所均由雨果亲自装饰设计。由于中国文化艺术是雨果与朱丽叶共同的爱好，在装饰这两座爱巢的时候，雨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想象力，朱丽叶将其称为“一首真正的中国诗”。此次展览带来了雨果借鉴中国元素在装饰艺术领域探索的不少作品，也带来了“高城居”的360度全景影像以及修缮访谈视频，给予中国观众身临其境的立体感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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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果曾在《根西岛记事本六册》一书记录，在被他称为“码头”的地方——孤岛根西，他先后48次购买中国艺术品，花费超过3000法郎。他不仅用这些中国艺术品装点居所，更忍不住自己动手，以自己的艺术天赋创作中国风装饰作品。从中式竹质屏风、瓷器和家具中汲取绘制人物、花卉的灵感，雨果曾专为“高城仙境”创作过整整一组总计57幅“中国题材画”，并以此为图案制作木刻彩绘漆板装饰室内，让居所洋溢着中国情调。事实上，这是掺杂着雨果个人理解的中国风，既有仕女、凤凰、仙鹤、麒麟、牡丹、兰草等东方图像语汇，亦加入了法兰西民族活泼风趣的一面，展现给人们一个变幻莫测、华洋混搭的“浪漫幻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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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世纪欧洲曾刮起过一股轰轰烈烈的“中国风”，引得当地一批艺术家、瓷器漆器设计师热衷起在作品中表现东方的异国情调，当时洛可可风潮的形成与之不无关联。到了19世纪，雨果对于中国的心向往之，可以说正是延续了这样一种流行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雨果对于中国的深爱，不仅仅体现在倾慕她辉煌璀璨的文明，同样体现在对于19世纪下半叶她所遭受苦难的万分同情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，雨果曾在一封公开信中毫不留情地将这次行为定义为“掠夺”，谴责这样的强盗行径，并公开呼吁：“我希望有一天，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，洗心革面，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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