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廖龄奇欲将部队带往祁阳整补却被扣上脱逃罪名

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廖龄奇欲将部队带往祁阳整补却被扣上脱逃罪名

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前，打完上高会战后的第74军正在江西新余整训，其作战序列是：军长王耀武中将、第51师师长李天霞，第57师师长余程万，第58师师长廖龄奇（张灵甫为副师长）。作为军事委员会直属的“攻击军”，日军强渡新墙河北犯后，第10军（驻衡阳）、第74军两大精锐奉命紧急开赴湘北，作为薛岳决战兵团的主力投入战场。

廖龄奇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生人，原籍湖南祁阳，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，毕业后进入铁军第四军担任排长，在北伐战争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战场重伤右臂伤残，致其终生只能用左手写字。后辗转调入德械第88师担任营长，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参加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，因功擢升团长，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再参加淞沪会战，火线升任旅长，是孙元良的直接下属，在南京保卫战中曾经率部死守中华门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俞济时专任军长而不再兼职58师，军委会调来第88师副师长冯圣法（黄埔一期）升任第58师师长，廖龄奇同时调任副师长，两个人等于都升了一级。次年俞济时调升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，冯圣法不愿屈就三期师弟王耀武之下也随之调离，于是廖龄奇顺理成章接掌第58师师长职，原153旅旅长张灵甫晋副师长。

对于第九战区的用兵来说，第二次长沙会战其实是场大败，这里面既有战区通讯密电码被日寇破译的因素，也有薛岳的战术指挥失误。当日酋阿南惟几指挥的11万大军南下时，薛岳完全低估了日军的推进速度，贸然下令第74军和第10军北渡捞刀河迎击，结果遭到张网以待的日军两大主力师团猛烈攻击。

虽然李玉堂和王耀武的部队属于头等主力，可是在一比一的情况下与日军两个老牌常备师团（第3和第6师团）对抗，兵力、火力和战力仍然处于下风，这是由当时中日军队的战斗力所决定的。战至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9月17日，两个主力军伤亡惨重皆被击破，薛岳无奈下达了撤退的命令。

廖龄奇战前新婚，这位36岁的少将师长率部突围成功时，身边只剩下几百官兵，登时怒火中烧，既愤怒于薛岳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指挥糟糕，又想念新婚妻子，遂将部队交与张灵甫带往浏阳整补，自己率着几个随从拦列火车回祁阳老家去，不幸的是，在车上又被第九战区司令部的一个参谋认出，并且很快上报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处。

日军在击破第九战区主力后曾经一度侵入长沙，只是因为粮弹将尽并且需要回援宜昌，才不得不反转。如此大败自然惊动了重庆方面，蒋介石战后即到衡山召开军事会议追究责任，薛岳开出了一份长长的处分名单，包括第10军军长李玉堂、第37军军长陈沛、第26军军长萧之楚等等，排名第一需要严办的正是廖龄奇，罪名是“临阵脱逃”。

薛岳留了个心眼，他知道王耀武甚为得宠所以未敢追究，并且廖龄奇一向恃才傲物，与王耀武和第74军其他同僚关系不睦，是个替死鬼的最佳人选。果然，当蒋介石询问王耀武关于廖龄奇的处理意见时，后者选择了沉默，沉默就是是不反对的意思，于是廖龄奇的悲剧结局就注定了。

廖龄奇回到老家后也顿觉不妥，然而未及汇报即遭扣押，判决结果出来后，他曾通过侍从室主任贺耀祖转呈，希望面见蒋介石解释缘由，结果遭拒，于是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10月22日，廖龄奇被宪兵18团执行枪决。一位抗日悍将没有死在战场上，而是顶着逃兵的骂名被杀，不仅倒霉实属悲催，尽管他有不经请示擅自离队的错误，但确实罪不致死。

并且廖龄奇在第58师还是很有威望的，他被稀里糊涂处决后，四个团长（甲种师还有野战补充团）中，除了与张灵甫关系最好的蔡仁杰没有起哄外，其他邓竹修、王伯雄与何澜等三名团长全部请辞，他们一致认为廖龄奇完全是被冤杀，而军长不加解释不予求情根本不够意思，弄得王耀武甚是狼狈。廖龄奇死后，张灵甫在王耀武的力挺下再迈一个台阶，成为第58师第四任师长。

军委会此后多次接到申诉和说明，第二年经过认真调查，发现廖龄奇被杀确属冤案，只好按抗日阵亡将官给予抚恤，重新将廖龄奇遗体厚葬于南岳忠烈祠，并给廖龄奇家属补发了“荣哀状”证书，可惜人死不能复生，这位倒霉的黄埔四期师长，就这样把位子腾出来给了同学张灵甫。